溯源文明 尋根華夏

——堯文化高峰論壇側記

　　臨汾新聞網訊 溯文明之源，尋華夏之根。

　　堯天舜日，協(xié)和萬邦。

　　一場橫跨時空維度的峰會對話，一次學科前沿一線的思想對撞，一輪穿越先秦領域的交鋒爭鳴。

　　學者名家齊聚一堂，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共話中華文明起源，探究帝堯文化魅力。

　　這是濃墨重彩妙到毫巔的驚艷之作，這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盛宴——6月10日下午，“溯文明之源·尋華夏之根”堯文化高峰論壇在市區(qū)金都花園酒店正式拉開序幕。

　　會上，各位專家、學者圍繞堯文化的歷史價值和核心精神、研究開發(fā)堯文化與新時代發(fā)展堯都文化旅游產業(yè)的建議兩個主題作了主旨發(fā)言，大家分別從堯舜時代與國家文明、帝堯與孔子思想、帝堯故事與儒學傳統(tǒng)、帝堯禪讓的政治意義、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與研究價值、堯文化的新時代價值、堯文化在當代青少年教育中的作用等方面進行闡述與研討，為堯文化的研究與開發(fā)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可供參考的實踐經驗。

　　何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也是陶寺遺址第三任考古隊長。他提出了陶寺遺址早中期是最初“中國”的都城，也是堯舜之都。所謂大道至簡，在堯文化高峰論壇現(xiàn)場，何努盡量用通俗極簡的語言來闡明自己的觀點：歷經40年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現(xiàn)在已經建立起一條比較完整的考古證據(jù)鏈，包括陶寺遺址出土的文字自證，《尚書·堯典》系統(tǒng)對比等9條證據(jù)，都可以與文獻中關于唐堯的記載做到大致邏輯對應，結果指向陶寺遺址就是中國之都。

　　同時，陶寺被公認為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先秦時期功能區(qū)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何努通過破解陶寺的圭尺功能，確定最初“中國”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證明最早中國的概念在陶寺。伴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推進，陶寺遺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堯舜禹的傳說也由此搖身一變成為有據(jù)可考的信史。

　　身為何努博士的繼任者，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領隊高江濤在論壇上并未涉足自己的老本行——考古研究，而是滲透融入濃厚的文化考量：“關于堯文化的兩個遺產，是我近一兩年工作之余反復思考的問題。”

　　高江濤告訴記者，在他看來，堯文化可以細分為本體遺產和傳承遺產兩大單元。具體來說，本體遺產是指距今4300年-3900年，關于堯文化的種種遺產、遺跡和遺物。這又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陶寺遺址本身，然后是堯文化的分布范圍，也就是以臨汾為核心的控制疆域，最后是堯文化的影響輻射區(qū)域。傳承遺產則是指現(xiàn)如今依然看得見、摸得著的諸如堯廟、堯陵、堯居等實體留存。兩種遺產共同構筑起燦爛光輝、影響深遠的堯文化之內核。

　　本體遺產和傳承遺產二者之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離開了本體，堯文化就是無根之水;而脫離了傳承，本體也不過徒有歷史的痕跡和遺址。同時，堯文化怎么能夠更好地傳承、展示和利用，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怎樣做好當代表達，都離不開本體遺產和傳承遺產的高度契合和交融共生。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蔡運章對堯文化有著獨到的見地：“華夏之根，最早中國。中，和也。在我看來，堯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德治國、協(xié)和萬邦。同時，臨汾市將堯都平陽作為一個放眼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文化名片去精心打造，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舉措。我相信，這里一定會成為華夏民族的文化圣地?！?/p>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林小安告訴記者，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確系一個重大機遇，但有關堯文化的挖掘和探索，現(xiàn)在只是剛剛起步而已，后續(xù)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劉合心則期待著能夠把國內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更及時高效地推向全世界，贏得全球的認可和青睞。因為，陶寺遺址考古的重大發(fā)現(xiàn)，這不單單是中國的事情，同時也是對世界考古學的重大貢獻。同時，歷史學和考古學之間絕對不能脫離開來各自為戰(zhàn)，它們之間永遠是一種良性的互補關系，互相佐證、相互支撐。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探尋中華起源，堅定文化自信。在陶寺文化晚期，以堯舜禹為代表的根祖文化孕育下，中華文明產生了。堯帝上承炎黃、下啟舜禹，其時大大小小的方國，以冀州為核心，堯都平陽恰處于中央之國，堯協(xié)和萬邦形成了古中國的雛形，成為最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可以說，在堯文化當中蘊含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堯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所在，堯文化是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核心精髓，堯文化是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記者 王小庚 李衛(wèi)紅 荀丹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