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經(jīng)傳奇——兩位文化學者筆下的高僧法顯

以身許佛成正果

□ 郭天印 張劍

　　公元412年，東晉義熙8年7月14日，法顯所乘大船在風浪中靠岸。

　　開始的時候，包括法顯在內(nèi)，船上的所有乘員都不知道這是到了哪里，但見海岸開闊，漁人漸多。法顯登岸仔細打聽，方知此地乃是青州廣長郡所轄之嶗山(今青島)。終于回到祖國的懷抱，法顯止不住想縱情歡呼，但是多年的修為已經(jīng)使他不可能像孩童那樣放浪與雀躍。他只是仰望藍天伸開雙臂，向上擁抱祖國的空氣。而青州廣長郡太守李嶷聽到法顯歸來的消息，立即快馬揚鞭，趕到海岸迎接這位久仰的高僧。同時火速將這一喜訊報送他的頂頭上司——兼兗、青二州刺史的劉道憐。劉道憐也不肯怠慢，當下派大員迎接法顯大師先到彭城(今徐州)暫住。且將歇息，亦即慶功。

　　在彭城，法顯度過了一冬一夏，一邊養(yǎng)精蓄銳，一邊設壇講經(jīng)，傳授遠學歸來的成果。對于這段經(jīng)歷，北魏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泗水篇》中寫道：“彭城縣東北，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chuàng)此制。法流中華，自法顯始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法顯在彭城創(chuàng)建了一座具有異國風格的寺院，這在中國是開創(chuàng)性的。法顯還為這座寺院按照天竺佛教的清規(guī)戒律，為寺內(nèi)僧眾制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當時這同樣也是獨一無二的。關于這一點，酈道元的發(fā)言權可以說絕對勝于他人。因為酈道元出生的歲月僅僅晚于法顯不足100年，而他的父親酈范做青州刺史的時候，酈道元已經(jīng)成年，彼時彼地，對于自幼好學的酈道元來說，類似法顯這樣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故事，豈有不打破砂鍋問到底的道理?

　　應該說，法顯東歸，在整個朝廷來說都是一件具有轟動效應的大事，因此，即使青州刺史再三挽留，即使法顯對于彭城、對于自己剛剛設計的寺院多么留戀，還是不得不于公元413年(東晉義熙9年)夏日離開彭城，到達建康(南京)，在當時最負盛名也最為森嚴的皇家寺院道場寺安頓下來，開始他最后的沖刺。

　　這道場寺最早乃由曾經(jīng)統(tǒng)兵取得淝水之戰(zhàn)偉大勝利的東晉名臣謝石所建，當初建寺的目的，也在于慶祝和紀念這一鼎定南北朝大勢的決勝戰(zhàn)役。所以，這里一向是中國南方的佛教中心。法顯的到來，更使這座寺院平添風采。在此，法顯又請來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羅與他一道工作。在短短5年的時間里，將他所帶回來的佛經(jīng)悉數(shù)譯出。法顯還開創(chuàng)了將梵文和巴利文兩種文字直接翻譯為漢文的先例。而在此之前，由于中國佛教界沒有人能夠認識這兩種文字，僧眾所見到的佛經(jīng)都是借助于天竺僧人笨拙的口述，用漢語記載下來，然后整理成文的。期間幾經(jīng)折騰，謬誤頻出也就毫不奇怪了。

　　5年，法顯在道場寺的5年，可以說是嘔心瀝血、夜以繼日的5年。5年期間，這位80多歲的老人不僅完成了將取回之佛經(jīng)全部譯為漢語的宏愿，還抽出幾乎沒有的空閑，撰寫了對后人來說無比珍貴的自傳體“西行漫記”——《佛國記》。為我們了解法顯，了解那個時代，了解與此相關的一切歷史謎題留下了無二密鑰。

　　公元418年秋，法顯完成了他在道場寺所要完成的大業(yè)，這時他已經(jīng)84歲高齡，在當時這可是一個令許多人仰望的年齡。如此高齡，即使皇家也是奉勸法顯大師安心休養(yǎng)了，而法顯卻選擇了繼續(xù)旅行，用生命的最后時光繼續(xù)傳道，為蕓蕓信眾講經(jīng)說佛。他來到荊州辛寺，先是修訂整理完成并將《佛國記》封稿之后，又開始了聽眾如云的設壇講經(jīng)。將他剛剛翻譯成漢語的《摩訶僧祇律》《僧祇比丘戒本》《僧祇比丘尼戒本》等經(jīng)書講給信眾。以身說法，為教徒立戒，為佛門立規(guī)。

　　兩年后，法顯大師圓寂在此。一代尊師，一個偉大的以身許佛的純潔的崇高信仰者，一個真正的佛教徒走完了他極盡輝煌的一生。終年86歲。

　　法顯走了，卻留下了無可計數(shù)的財富，為佛教，也為民族;為國家，也為世界。法顯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佛學的繼承與發(fā)展，更在于一種精神的典范，他是一種象征，更是一種力量，鞭策著無數(shù)的有志者在尋求真理與正義的道路上，奮斗，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