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語治要》作為《群書治要》中的一篇，初旨乃在“本求治要”，“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所以，它所體現(xiàn)的目的乃在于“鑒于往事，資治于有道”（宋神宗語），因此，政治性是其最突出之特點。但其中所蘊含的倫理思想，即從道德層面對執(zhí)政者與從政者的勸誡規(guī)箴同樣是一個特色，需要予以認真的爬梳剔羅，以用之于當世。

    一、典書治要》所蘊藏的“爵祿”觀陸景在開篇即指出“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為尊者也”，“爵祿不可不重”，突出了“爵祿”對帝王的重要性。接著闡述“爵祿”重要性的體現(xiàn)所在：“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從爵祿對君子、小人的不同意義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后果做出了概括性的陳述。這是為政的最根本也是最關鍵的所在，所以在下文中，作者寫道：“故先王重于爵位，慎于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爵祿的賜封、授受，必須看其道德品性、功績勛勞所在。在論及爵祿與“見其爵者”、“聞其祿者”之間的關系時，陸景指出二者必須名實相符，不可乖張。即“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茍受也”，在上者與在下者都須恪守相應的準則。這是對待爵祿的一個重要態(tài)度及原則，一個人的爵位及其該當所受之財?shù)摫仨毷呛掀涞?、副其功的。陸景批判那些無功受祿、尸位素餐之徒，明白指出爵祿不符其實給政治帶來的后果，并用大量利害分明的例子佐證“封爵、授祿”必須循有道，“官得其人”。

    二、典書治要》所體現(xiàn)的治國者所當循行的“道”在總的論述了爵祿對政治的重要性之后，陸景接著從治國者--“天子”、“官人”—— —兩個維度沿著爵祿的進向對各自的相關職能及要求做出了具體的陳述。對于在上者—— —“天子”而言，陸景認為，他們“統(tǒng)理群生，固未易為也。是以圣帝明王，憂勞待旦，勤于日昃，未有不汲汲于求賢，勤勤于遠惡者也”。“親仁”、“遠惡”、“昭德立化”是“百王之命”，作為治國者，他們應該做到親賢臣，遠小人，舉善除惡，這是就天子所當力行的一面而言的。然而，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天子“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天子需要公卿、大夫、士官的輔佐，因而隨之任人、設官、授爵，以行其職責，示其效能。在任人方面，在于“敬賢而誅惡”，“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親賢遠佞的效果無疑是“治道清”，反之，則必是“禍亂作”。然而，在人主不能“親見臣下之得失，親聞賢愚之臧否”時，怎么辨別是非忠奸呢？陸景提出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推事效實”。也就是說要考核其名與實是否相符，不但要尋名求實，同樣要責實求名。唯有任者得其人，名實相符，一個清明的政治秩序才能建立起來。所以，“任得其人”是一個非常重要卻又同時難以實現(xiàn)的原則。

    在論述知人善任之后，陸景進一步從政者，即“官”的這個角度探究了他們自身所應該具備的條件。陸景認為，官有尊卑、爵有等級，乃是必然的，因為事有大小，人有優(yōu)劣。但不管如何分別，“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就是這種意思。唯有理解并掌握某種特定的知識，才能任其職，達其效。

    在明乎天子及百官的各自職責之后，陸景進一步探究了二者之間的和諧互動、有效相處之道。就其總的而言，乃是要達到二者“相信之忠著”。一方面，人主“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明誡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yōu)者任重”，通過任職賜爵授祿而得其善人，委之無疑，佐以治道；同時，還與之“安則共樂，痛則同憂”，以盡人主之宜。另一方面，人臣則盡命于君，報其知人善任之德。二者相得益彰，共同董理政治。這是一個理想的君臣關系，也是需要不斷致力達到的一個方向。

    知人善任固然是一個最好的目的，但就其選人而言，如何才能量才授用，合乎其宜呢？陸景提出應該“料才核能”，即一方面要知道才有偏達，以便量才授用；一方面要循其本性，才須堪其任方行。進而，既任之，還需“盡其才，考其能”，使其才能得到最大的發(fā)揮。因而，不明其才之小大，不知其能之高低，便不足以治國。

    三、《典語治要》所體現(xiàn)的“政道”與“民道”在《典語治要》最后，陸景探討了治國者應該施行的恤民之道。就其大者而言，“明主”應該在認識到自己“綜理四海，收養(yǎng)品庶”之時，要認識到“宮室壯觀，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財；千乘萬騎，由于民眾。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為尊者也”?！懊髦鳌睉摽吹矫癖姷牧α考捌渲匾运冢瑧摗靶裘瘛?，“恕己及下，務在博愛”。在享受自己所擁有的華殿、美女、玉食肥酒、輕裘重繭之時，推己及人，也要想到這四者乃是“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因而，他們治下的那些廣土眾民也應該擁有這些。

    在上者要“恤民養(yǎng)士，恕下及身，由近及遠”，才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傊懢霸谶@本書中提到的善待底層民眾的思想，多少是一種與孟子的“仁政”頗為相似的思想主張，都是要與民同樂，關懷這些處于底層的民眾，如孟子所說“善推恩以保四海”，仍然是為其政治之穩(wěn)定而服務的。同時，它也沒有孟子那種具體而微的諸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之類的措施，而且，在對待民眾的態(tài)度上也顯然沒有孟子那種“民貴君輕”的可貴闡述，但這仍然不足以抹煞它的重要性。

    四、《典語治要》政治倫理思想的當代借鑒就其本身而言，《典語治要》給我們提供了諸多有益的政治倫理思想。其中最突出的莫過于“爵祿”當取之有道，受之有道，而且爵祿之名實務要相符。有爵者非有德者不居，有祿者非有功者不有。這可以拿來處理當今諸多尸位素餐、無功受祿者這一龐雜而又根深蒂固的問題。在位者既無德，反倒領著俸祿，于今司空見慣，一個清明的政治環(huán)境是不應該出現(xiàn)這些問題的。從政者的道德素養(yǎng)及其道德行為方面存在的問題是亟需從這個角度予以解決的。一方面應該量才授爵賜祿，務盡其實；另一方面，名實不副者須奪其爵而收其祿。不以其道得之的，務要究其實而除其名。另外，陸景提出的“分官別職，各守其位”，“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同樣是深刻的，足資借鑒利用。接著官員道德操守問題而來的就是職業(yè)倫理問題。不當其位而居其官，居其官又不知所職，當其位又不荷其責，這種問題在當今更是屢見不鮮。權責不明，賞罰制度不確，是此問題所產(chǎn)生的關鍵，陸景提出的觀點，恰可以針對這種問題而解決之。因而，也就提到了陸景在本書中所提出的關于賞罰制度問題的重要論述。

    陸景多次提到要“誡以威罰，勸以黜陟”，“敬賢誅惡”，“誡之以刑罰”等等，都是強調(diào)要賞罰分明，賞罰并用。最后陸景提到的當政者應該與世推移，隨時改制以適應新的時代趨勢，同樣是深刻的。而對于下層民眾的關懷及理解方面，“恤民養(yǎng)士，恕下及身”，與民甘苦相融，恐怕是最需要重視和踐履的。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谷文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