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征收條例制訂中遇到的困難，曹康泰將之概括為三個主要問題，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問題。曹康泰透露，征收條例將會采取列舉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且傾向于采取對公共利益進行范圍較“窄”的界定，不過這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見，地方希望能夠將之界定得“寬”一點。 

一部牽涉到中央與地方、政府與開發(fā)商、政府與公民等多方利益關系的法，自然需要通過立法博弈來實現(xiàn)利益妥協(xié)。但自“五學者建言”以來，于公共媒體上我們所看到的，是對“拆遷條例”的一致聲討。法乃社會公器，體現(xiàn)的是多數(shù)民意。民意在輿論表達中聚沙成塔，拆遷“拆遷條例”的共識清晰可辨。從曹康泰主任的表態(tài)中，我們同樣看到，國務院法制辦的諸多意見均與多數(shù)民意契合。 

但，新法緣何就“千呼萬喚出不來”？ 

從“公共利益”之辯中，曹康泰主任為我們點出了原因：“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見”。民眾和中央都希望限制公共利益的范圍，但“地方希望能夠將之界定得寬一點。”這是目前我們唯一聽到的針鋒相對的博弈。遺憾的是，“地方”仍然模糊難辨。這里的“地方”，究竟是哪個“地方”，它能否像五學者那樣公開自己的姓名、身份跟單位？如果只是少數(shù)“地方”的少數(shù)不同意見，又怎能構成拆遷“拆遷條例”的強大阻力？ 

毫無疑問，期盼征收新規(guī)早日實施的民意也來自“地方”。當“地方”表達出不同意見，實則表明在這個“地方”，“地方政府”與“地方民眾”在征收與拆遷問題上已產(chǎn)生了根本分歧。而解決這一分歧的辦法，就是要讓這個“地方政府”尊重“地方民眾”的多數(shù)意見。政府的所有權力來源于民眾的讓渡，“地方政府”沒有任何理由站在地方民眾的對立面。如果有，讓它站出來說話。 

立法博弈需要公開、公平地進行。征收條例的制定同樣如是。征收條例草案在征求意見時，也不應人為制造先后次序，而應面向社會公開，讓地方政府、開發(fā)商、被征收人及相關利益群體都能同時看到草案，并及時提出自己的立法訴求。 

我們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立法游說”正當化的時代。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如果認為自己的意見有利于“公共利益”及多數(shù)民眾福祉，也應該主動現(xiàn)身向公眾表達，向立法建言。沒有公開解釋，不愿公開說明，只能引起多數(shù)公眾的懷疑。早在《物權法》尚未通過之時，“拆遷條例”的修改程序其實已經(jīng)啟動。據(jù)稱相關草案還曾提交討論，但受阻于今天仍不為大眾所知的“地方利益”。正是因為沒有民眾的參與，沒有“地方利益”的公開表達，才有了“拆遷條例”這個早該“拆遷”的“違法釘子戶”。 

立法是妥協(xié)的藝術。一部體現(xiàn)基本公義的良法，必然是公開、平等博弈而后妥協(xié)的結果。若有地方對拆遷變法說“不”，請站出來說話。（新京報社論）

來源：新華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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